宋代使用和田玉的规模超过了唐代。从玉材输出看，据《宋史·于阗传》和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四》的记载，于阗不仅经常向宋贡玉，而且在贡品中常列首位。宋人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卷五就概括说：“国朝礼器及乘舆服饰多是于阗玉”，说明统治阶级多用和田玉。他还记载了宋徽宗时向于阗征取玉石的经过：大观（1107～1110）中，添创八宝，从于阗国求大玉。一日忽有国史奉表至。故事，下学士院，召译表语，而后答诏。其表云：“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条贯主师子黑汗王，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，你前时要者玉，自家甚是用心力，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。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，才得似你尺寸底，便奉上也。”当时传以为笑谈。后果得之，厚大逾二尺，色如截肪，昔未始有也。此事在《宋史·舆服志》中亦有记载。宋承唐制，天子有八玺，徽宗改为九玺，并以和田大玉所制田定命宝为首，政和八年正月一日举行了受宝典礼。徽宗以至北宋诸帝对玉玺的重视，实际上是统治者重视和田玉的一个缩影。顾颉刚先生推测上述于阗国主为“吐蕃遗种”，误。于阗这一时期属喀喇汗王朝统治，师子黑汗王是阿尔斯兰喀喇汗的汉译。阿尔斯兰汗正是1102～1128年在位的东部喀喇汗王朝君主阿赫马德的称号。上述引文包括了阿尔斯兰汗致宋徽宗的国书，比《宋史·于阗传》所记元丰四年（1081）于阗国书更完整，是珍贵的史料。所谓“两河”，当是喀拉喀什河与玉龙喀什河。这块玉重量估计在一百公斤以上，按照今天玉器行业的标准也可以算作极品了。
     张世南还记录了宋代和田玉的输入途径及分类分等，“大抵今世所宝，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。于阗国玉分五色……唯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，带白色者浆水又分九等”。如他所云，和田玉输入内地，除了依靠于阗的直接进贡之外，更多则是由西北割据政权特别是西夏转贩。根据《宋史·于阗传》的记载，丝绸之路沿途上的龟兹、高昌、甘州、沙州回鹘都曾经贡玉于宋。1036年，元昊西攻回鹘，占领河西走廊，掌握了丝绸贸易的控制权。和田玉输入宋境除经西夏外，又取经青唐（今西宁）等吐蕃统治地区入陕西的路线。先后统治中国北方的辽金两朝，继承并发展了用玉的传统。不仅上层统治者沿用中原用玉的礼仪制度，普通人着装也可以使用玉吐鹘（即玉带），老年妇女4用玉片装饰头巾，称作“玉逍遥”。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，统治者禁止“庶人”用玉装饰马具，但是玉器此时已不再是贵族官僚的专用品了。这无疑推动了和田玉的输出。据《契丹国志》卷二六，高国三年一次向契丹进献玉石。西夏与辽金贸易多用玉石，大定十二年（1172）金世宗对此加以批评：“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，是以无用易有用也。”
　　元代初期，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和田玉的开采。采玉民户聚集在喀拉喀什河上游的匪力沙（今希拉迪东），以淘玉为生，被称为“淘户”。他们采集的玉石，由驿站运往大都。1273年，元世祖命玉工李秀才至和田采玉，翌年，又命令免去淘户差役。元中期以后，察合台汗国控制今新疆地区，和田玉或者通过回回商人贩入内地，或者由西北宗王进贡。元朝的琢玉工匠亦多，仅大都南城就有百余户聚居，“南城彰仪门外，去二里许，望南有人家百余户，俱碾玉工，是名磨玉局。”
     元廷可能已用和田山料玉琢制田大型器物。鄂多立克是欧洲著名旅行家，于1322～1328年来华，在北京居留的时间尤长。据他记述，在“（皇）宫中央有一大瓮，两步多高纯用一种叫密尔答哈（Merdacas）的宝石制成，“而且是那样精美，以致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两座过大城”。关于Merdacas的解释，有番红花与黄铅两说。番红花是香料而非“宝石”，黄丹即黄色氧化铅，有毒性，以此治器似不可能，两说均难成立。昆仑山脉中有密尔岱山，是和田山料玉的重要产地。拉丁文Merdacas一词中，“cas”这个音节正好可以与蒙古语xas（意为玉）勘同，而“Merda”这个音节则可与密尔岱勘同。Merdacas正可以作“密尔岱之玉”解，清人称为“密勒塔山玉”。元代中西陆路交通又恢复了兴盛，将此类大型玉材运往大都是可以办到的。而现存于北京市北海公园团城内的渎山大玉海，作为一件流传有绪的元代宫廷酒器，说明元人掌握着琢制此类大器的技术。